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，对谥法的研究不仅是先秦史的重要课题，同时也关涉到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年代问题，如铜器分期研究中标准器年代的确定，就直接与谥法相关，而铜器年代的确定又为考古学分期提供绝对年代的依据（注：如学者根据长睾甶盉铭文将出该器的墓葬确定在周穆王时期。）。无须多言，这一问题的解决，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前此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作过探讨（注：王国维：《遹敦跋》， 《观堂集林》卷一八， 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895页；郭沫若：《谥法之起源》，《金文丛考》； 黄奇逸：《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第1辑；盛冬铃：《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》， 《文史》第17辑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；汪受宽：《谥法研究》第1章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。），使该问题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。但迄今为止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无一致看法，尤其是对谥法的起源更无详细的考证。笔者认为，这一问题的解决，不仅要依据文献材料，更重要的是要依据古文字材料；不仅要依据西周铜器铭文，同时还直接关涉到殷墟甲骨文。笔者多年从事殷虚甲骨的分期研究，觉得已有条件对这一问题作较为详细的探讨，故撰此小文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一
关于周代谥法
据文献记载，谥法为周人之制，且始于周初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幼名、冠字、五十以伯仲、死谥，周道也。”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：“维周公旦、太公望开嗣王业，建功于牧之野，终，将葬，乃制谥，遂叙谥法。”（注：据晋孔晁本。）据《谥法解》，谥法乃周公所作，此说历来影响最大。但近世王国维、郭沫若二位学者提出新说，王氏据遹簋铭文称穆王，献侯鼎铭文称成王等，认为周初诸王如文、武、成、康、昭、穆皆生时称号而非死后之谥，推断谥法之兴当在西周中期恭懿以后。郭沫若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，他补充了宗周钟称昭王，十五年趞曹鼎称恭王，匡卣称懿王，春秋时叔夷钟称灵公，洹子孟姜壶称洹（桓）子，认为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（注：王国维：《遹敦跋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一八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895 页；郭沫若：《谥法之起源》，《金文丛考》。），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到了80年代，又有学者对王、郭二氏之说表示不同看法，认为金文中所谓“王号生称”实际上仍然是死后之谥，谥法之兴当在商末或周初（注：黄奇逸：《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 年第1辑；盛冬铃：《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》，《文史》第17辑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）。但此仍非定论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遵从王郭之说，在铜器分期研究中把所谓“王号生称”的铜器确定为分期的标准器。我们认为西周肯定是有谥法的，而且谥法的起源还应上溯到商代晚期，现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择要论列如下。
首先，春秋有谥法是可以肯定的，这从古籍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。如《左传》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临终时自责，要求臣下给予恶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另外，据《春秋经》的记载，凡天子、诸侯、大臣等人故去，都只书名，没有称其谥号的，而在记载这些人下葬时就全都有了谥号，无一例外。这说明其人始死，王室或列国赴于鲁国时这些人并无谥号，而下葬时已确定了谥号，故也以谥号告于鲁国。《通志·谥略》云：“以讳事神者，周道也。周人卒哭而讳，将葬而谥。”《春秋经》是春秋时的实录，所以反映的情况正是“将葬而谥”。至于郭沫若先生所据叔夷钟与洹子孟姜壶铭文，乃属极少数例外，材料既寡，远不能同《春秋》经传的大量史实相比，且其铭文内容也远不如《春秋》的记载明白，完全不足以据以否定《春秋》的记载，这一问题学者已有较多的辩论。
至于西周，其有谥法也是肯定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。
其一，在数以千记的西周铜器中，所谓生称王号的仅寥寥数器，其他绝大多数器铭所称王号，如文武成康昭穆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是对已故先王的称呼。如西周时期王号果为生时美称，则器铭中应有大量生称的王号，而事实却相反，这说明所谓“生称王号”是与史实不符的。
其二，在西周器铭中，有不少铭文既有对前代先王的称呼，又有对时王的称呼，两相比较，很能说明问题。如：
何尊： 文王、武王、王
德方鼎： 武王、王
作册大方鼎：武王、成王
宜侯簋： 武王、成王、王
史墙盘：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、昭王、穆王、 天子
何尊、德方鼎为成王时器，与《洛诰》、《召诰》相联系（注：彭裕商：《周公摄政考》，《文史》第45辑。），故有文王、武王之称；作册大方鼎和宜侯簋为康王时器，故有武王、成王之称；史墙盘为恭王时器，穆王以前各王也都有王号。从这些铭文可以看出，时王并无美号，有王号的都是已故先王，不然，臣下对时王独不称美号，岂非大不敬？尤其是史墙盘，对穆王以前的先王均有赞美，对时王也大加歌颂，而在称呼上却突然改口，称其为天子而不为恭王，这就充分说明恭王生时并无所谓美号。
不惟器铭，在传世的西周文献中也是如此：
《金縢》：文王、武王、王
《洛诰》：文王、武王、王
《君奭》：文王、武王、王
《立政》：文王、武王、王
《顾命》：文王、武王、新陟王、王
《逸周书·祭公》：文王、武王、成、康、昭王、王（天子）
上举《立政》以上四篇都作于成王时，《顾命》作于成王崩时，诸篇于成王都仅称王而不称成王。尤其是《顾命》最值得注意，文中于成王死后又称成王为新陟王，说明当时成王始死尚无谥号，至临葬时始谥为“成”，这与上文所举《春秋经》反映的情况完全吻合。据《左传》所载，天子七月而葬，考之《春秋》，周王下葬时间一般在三至七个月，最长者达七年（桓王），《顾命》所记之事距成王崩尚不足十日，故无谥号。《祭公》作于穆王生时，文王至昭王均有王号，而穆王独无王号，其称谓与上举史墙盘完全一致。
其三，目前所谓生称王号的西周器铭仅以下七器，尚可作进一步的讨论。
（一）利簋：武王
（二）献侯鼎： 成王
（三）长甶盉：穆王
（四）遹簋：穆王
（五）十五年趞曹鼎： 恭王
（六）五祀卫鼎：恭王
（七）匡卣：懿王
以上七器，五祀卫鼎只是在讼辞中提到恭王，并非记载恭王自身的行动，与其他各器不同，故不能作为王号生称的证据。其余六器虽均记载各王的活动，但仔细考察，仍可看出有些是记载该王晚年之事，而铸器应在下一王之初，如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，试论如下。
利簋 该器学术界一致认为属武王时，至今无异辞。但仔细考察，就会发现此器虽记武王时事，但作器之年实在成王之初，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。
1.根据《金縢》、《多方》、《逸周书·作雒解》、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封禅书》等文献的记载，武王克商后仅两年即故去，也就是说，克商是武王晚年之事。关于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，我们另有专文，于此不再详论（注：彭裕商：《周公摄政考》，《文史》第45辑。）。
2.据《逸周书》、《史记》等文献，武王克商后政局未稳，庶务繁忙，且当时社会发生重大变革，正常秩序被打乱，利簋的作者虽得到武王的赏赐，也不可能立即就在殷都铸造铜器，铜器的铸造必然是从殷都返回以后的事，而武王返回镐京后不久即故去（注：《逸周书》的《大匡》、《文政》等篇均载克商后十三祀武王在管，可知武王在管作了较久停留，而武王卒于十四祀，故知武王返回镐京后不久即故去。），所以铜器铸在武王去世后不久是极可能的。
3.传世天亡簋有“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”的语句，既称文王为丕显考，则为武王时器无疑，但该铭对时王通篇都只称王，没有一处称为武王，可见武王生时并无所谓美号。将本器与天亡簋两相对照，其间措辞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。
4.本器器形同于德簋，纹饰与后者更是一模一样，显然是同一时期所铸的器物。德所铸器还有德方鼎，德簋铭文截取了德方鼎的后半，二者应为同一批所铸。德方鼎铭文又与成王五年的何尊相联系，可知德器的铸作年代应在成王五年或稍后。另外，本器在形制上又同于伯者父簋（《美劫》A221），后者的时代陈梦家先生也认为在西周初期，铭文字体本器与后者也如出一辙，这些都说明本器应是成王初年的遗物。
5.以传世文献而论，也找不到武王为生时称号的可靠证据。在目前所见西周文献中，武王时的文献如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都只称武王为王，可见所谓武王灭商乃自号为武王的说法是靠不住的。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《金縢》，该篇对武王的称呼有王和武王两种，称王有四次，均是生时之称，称武王有两次，均是死后之称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应该是《金縢》的作者用生前和死后的不同称呼来称呼武王而造成的。西周金文中也有类似情况，李学勤先生曾指出，西周金文人名的体例相当谨严（注：李学勤：《班簋续考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3辑。），如令尊、令方彝，器主开始只称其私名，受命同卿事僚后始自称“作册令”；宜侯簋器主先称“虞侯”，受命侯于宜后改称“宜侯”。郭沫若也指出，班簋始称“毛伯”，受命后才改称毛公。这些都可与《金縢》的称呼相互印证。此外，《周颂》也有提及武王的诗，如《执竞》、《武》、《桓》均有武王之称，大家知道，《周颂》是宗庙里的祭歌，既为祭歌，则武王当然不是生称。至于《逸周书》、《左传》等文献，其中有些地方提到的武王似乎是生时称号，但这些文献或者经过后人较多的加工，或者成书年代较晚，再加上其特定的语言环境，实际上是不足以为据的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，应以传世的西周文献为准。
由上所论，利簋所记虽武王时事，但其铸造年代当在成王早年。
十五年趞曹鼎 该器记恭王十五年事，同一人所作器尚有一件作于七年，仅称王而不称恭王，董作宾先生曾注意到这个现象，他认为七年鼎作于恭王时，故但称王，十五年鼎作于懿王时，时王已非恭王，故称其谥。董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。七年鼎称王不称恭王，十五年鼎称恭王不称王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由各自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的。据文献记载，恭王在位年数不是很长，有十年、十二年、二十年、二十五年诸说，而恭王之父穆王在位时间长久，史称有五十五年。以此推之，恭王在位不会很久，要在二十年之内可能性最大，则十五年应为恭王晚年无疑，故其铸器时间完全可以在懿王之初。与此相似的情况又见于春秋时的叔夷镈和叔夷钟，铭文在谈及叔夷受到齐灵公赏赐时，前者称公后者称灵公，灵公似为生时之称，但前面我们已经指出，史籍明确记载春秋时期是有谥法的，故灵公应是死后之称，因此，叔夷镈和叔夷钟也是齐灵公生前和死后两个不同时期所铸的器物。这一点学者也已指出。这些铜器所反映的情况都与上举周初文献《金縢》相吻合。除此之外，在西周器铭中，还有类似的情况可作旁证，如孟簋铭记孟之父受到毛公的赏赐，但其父已故去，故孟为其父铸器以对答毛公之赏。按一般情况，孟之父受赏赐本应由其父铸器以对答君上，但至其父故去器尚未铸成。又如曶鼎铭文第一、二、三段所记也都是不同年之事，此外，唐兰先生还认为班簋前段叙三、四年前事，而作器时毛公已死。此均可见铜器铭文所记内容与铜器的铸造，二者之间是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的，这就造成了少数铜器铭文提到的人物至铸器时已故去的例外现象。
另外，以器形纹饰而论，十五年趞曹鼎浅腹细足，接近洛阳中州路M816的铜鼎，其所饰S形顾夔纹，两单元之间用一字形介隔， 也是较晚的作风。
在上二器之外，能根据现有材料对其时代进行推测以供参考的，尚有以下二器。
献侯鼎 该器铭文与勅鼎有联系，二器均言为丁侯作器，族徽也相同，故二人应为兄弟行，其所铸器年代应相接近。而后者为仅饰弦纹的素面鼎，这种形制的鼎昭王前后最为多见，如济阳刘台子墓（注：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等：《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9期。）、洪赵永凝东堡墓（注： 解希恭：《山西洪赵县永凝东堡出土的铜器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7年第8 期。）、沣西M162（注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沣西发掘报告》图版六十七，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。）、扶风云塘M13（注： 陕西周原考古队：《扶风云塘西周墓》，《文物》1980年第4期。） 等昭王时期的墓葬中均出有这种铜鼎（注：李丰：《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8年第4期。）， 但以形制而言，勅鼎腹较深，足较粗矮，应略早于上举昭王时诸鼎，其铸造年代应在康王之世。再从器形来看，献侯鼎为分裆鼎，但腹较深，外鼓，是分裆鼎中较晚的形式，而周初的分裆鼎浅腹，腹壁直，其器形承殷代而来。
遹簋 该器形制与西岭M1所出铜簋接近（注：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：《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》，《考古》1976年第1期。）， 后者有铭文四字，同出有铜鼎一件，学术界定其时代在穆王时期（注：李丰：《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8年第4期。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：《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》 ，《考古》1976年第1期。），以铜簋铭文字体和铜鼎的形制而论，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。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遹簋与西岭M1簋相比，足较矮，瓦纹满身，明显带有较多的晚期特色，其铸造年代应晚于后者。
除上四器外，剩下的二器长甶盉和匡卣，无纪年，也无与年代相关之材料可考，卣甚至连器形也未见，但我们既有以上的讨论，故仍有充分理由将其理解为下一王初年所铸之器。
以上材料说明，自西周初期开始王号就不是生时所称而应是死后之谥。
二
谥法的作用
上节的讨论已指明西周时期王号应为死后之谥。那么，谥法的出现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它的真正作用何在？弄清这一问题，可使我们了解谥法的本质，同时也对帮助我们辨明王号究为生称还是死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，故本节将对这一问题略作讨论。
关于谥法的作用，《通志·谥略》有如下看法：
以讳事神者，周道也。周人卒哭而讳，将葬而谥。有讳则有谥，无讳则谥不立。盖名不可名矣，则后王之语前王，后代之及前代，所以为昭穆之次者，将何以别哉？生有名，死有谥，名乃生之辨，谥乃死之辨，初不为善恶也。
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谥法的本质作用是为了称呼死者。不然，尊贵者如王侯一类人物，其名本非臣下所能直呼，生时尚可称其为王、为侯、为君，但死后就不能这样称呼了，因为这样将无别于前代和后代的王侯，为了称呼上的方便，所以要“以谥易名”。以《春秋经》为例，春秋时期的众多王侯本来都各有其名，但臣下不得称其名，对各代周王，当其生时，一律称为“天王”，各国诸侯也一律称为某公某侯某伯等，这是当时的实录。但当其死后，如再这样称呼，就将无别于前代和后代的王侯，所以就有周平王、周桓王、郑武公、郑庄公这样的区别，这就是谥法的真正作用。
由上可见，谥法的设立是必然的，不可或缺的，其本质的作用还不是为了尊美已故的君上，而是为了区别已故的君上。而所谓生时美称就与此不大相同了，后者并无任何实际意义。王公贵族生时臣下尊称其为王为君，并不至与任何人相混，无须再加美号以示区别，且王为天下至尊，公侯也为一国之长，称其为王为君已是至尊至贵，也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再给自己加上一个美号以示尊崇。况且古人也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，故谦词不离口，即使是王侯也莫不如此，殷墟卜辞商王自称为“余一人”，《尚书·康诰》武王自称为“寡兄”，此外，“寡人”“不谷”等也都是王侯常用的自谓谦称，何至自为美名以示人骄奢？况且，如西周时王公贵族已普遍盛行生时美称，其礼制必然流传至后世，何以春秋时期就突然改变了呢？春秋时的王侯仍然是至尊至贵，为什么又不能像西周时期一样，生时就先给自己选一美名，而要死后由臣下来议谥号呢？凡此都可看出以西周王号为生时美称之不合理。另外，以谥易名是尊贵者的事，是为了避尊者讳，至于卑贱者，既谈不上避讳，当然也就无所谓谥法了，故古籍记载士以下无谥。
由以上简单的讨论已可看出，谥法是有其实际作用的，是不可或缺的，而所谓生时美称则并无任何实际意义，两相比较，生时美称之说自难成立。
三
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、发展、成熟、消亡的过程。当其在发生之时，往往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与成熟阶段有较明显的区别，谥法的情况也是这样。
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谥法至迟发轫于商代。
在甲骨文中，对时王均称其为王，对先王的称呼则以日名为主，再加以区别字，如大甲、小甲、阳甲、大乙、小乙等，但据有关古籍记载，商王都是本有其名的，如大乙名履（《史记·殷本纪索隐》），外丙名胜，沃丁名绚，小庚（应为大庚）名辨，小甲名高，雍己名伷，祖乙名縢，南庚名更，盘庚名旬，小辛名颂，小乙名敛，祖甲名载（以上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），帝辛名受（《尚书·牧誓》）等，这就说明在商代已是臣下不敢呼君王之名，晚辈不敢呼先辈之名了。那么，先王的日名又从何而来呢？对此，学术界看法不一。或以为是以生日为名，或以为是以死日为名，或以为是致祭之次序，其实都是不对的。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，日名是死后选定的（注：李学勤：《评陈梦家〈殷墟卜辞综述〉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57年第3期。），我们同意他的看法。 试看下举这组卜辞：
（癸）未（卜贞：旬）无祸？（七日己）丑小箙……八月。《合集》4962
……旬无祸？七（日己丑）小箙… 《合集》4963
……卜大贞：来丁亥…… ……大贞：作丧小箙？《合集》23711
丙申卜出贞：作小箙日，惠（唯）癸？八月。《合集》23712
丁酉卜兄贞：惟□考以小箙囚？八月。 《合集》23708
壬午卜大贞：翌癸未侑于小箙三牢祊一牛？ 《合集》23718
癸丑卜大贞：子侑于（小）箙，羌五？ 《合集》22559
以上这组卜辞，《合集》23711的作丧是举办丧事之意， 小箙应死于前此不久，同版有“来丁亥”，说明占卜作丧应在甲戌旬内。参照《合集》4962、4963，可能作丧在下一旬的己丑日。再下一旬的丙申，则卜为其作日。作日，《礼记·曲礼上》称为“为日”，就是占卜日期，此谓卜其祭日，由卜辞来看，是卜的癸日， 所以《合集》23718、22559都在癸日祭小箙。《合集》23708卜小箙囚，囚字学者或释死或释葬，以卜日干支而论，囚在作丧作日之后，释死恐不妥。
另外，《库方》985+1106还有如下的卜问：
乙巳卜：帝日惠（唯）丁？
惠乙？惠辛？
上举卜辞为无名组，年代大约在康丁武乙之世，帝指死去的殷王。李先生指出这片卜辞是为康丁选择祭日，年代应在武乙之初，占卜结果以丁为吉，故称康丁。在王室而外，殷人的其他家族也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其父祖，如史墙盘，其铭文自称为墙，可知墙乃其私名，而其子所作之器则称其为父丁，可见父丁乃死后所定，这与前面所举殷王的情况是一样的。殷人对其父祖的称呼，有的在日干前还加一日字，如著名的商代三戈的“祖日某”“父日某”“兄日某”以及金文中的“文考日某”等等，所谓日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是指祭日。
由上可见，商代先王的所谓日名实际上是后人在其死后通过占卜而求得的祭日。商人认为这是神明所示祭祀该先王的最好日子，所以在往后的祭祀中先王一般都在其祭日受祭，即大甲、小甲、阳甲、祖甲均在甲日受祭，大庚、盘庚、祖庚均在庚日受祭等等。正因为祭日是通过占卜选定的，所以各代商王的位序和祭日干支的次序并不相应，位序在前的先王其祭日干支的次序不一定在前，如仲丁以后为祖乙，祖庚以后为祖甲等等。又由于日干只有十位，而先王远不止十人，且占卜择日也无定准，这就必然要造成若干先王祭日相同的情况。为了不致混淆，就在祭日日干前加上区别号，如同是在甲日受祭的先王，就有上甲、大甲、小甲、羌甲、阳甲、祖甲之别，这样就形成了商先王各自不同的庙号。
通观上述商代先王庙号的形成，可以看出其性质与后代谥法颇有相似之处，如：商先王庙号均为死后所加；庙号兼有双重作用，即区别死者与避尊者讳。但其祭日日干由占卜而定，非人为选定，区别号也无褒美之意，故尚不能直接称之为谥法，但可视为谥法之前身或产生谥法之基础。
到了后来，情况逐渐发生变化，殷人开始把一些带有褒美之意的词汇作为先王日名前的区别号，于是就出现了武丁、康丁、武乙、文武丁、文武帝乙等等这样的明显带有赞美色彩的王号。已有学者指出，这些王号往往与该王的功烈有联系（注：屈万里：《谥法滥觞于殷代论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三册。），这就使得这些王号与前一阶段的王号相比有了较大的区别，重要的是文武等字眼以褒美为主，而区别是次要的，这就具备了谥法的基本特征，但仍保留了通过占卜而求得的日名。而周代谥法则无祭日干支，一律称某王某公，这关系到商周礼制的不同，当另有专文，于此不能详论。另外，要提起注意的是，这一阶段所见美号以文武为主，此外仅有康，除此之外，不见其他。综合这些特点，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是谥法开始形成的时期，应为谥法的早期阶段。
那么，这一时期始于何时呢？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谥法起源的探索。由下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一阶段始于商王文丁之世。
在甲骨卜辞中，文、武、康等美号始见于晚期的无名黄间卜辞（注：“无名黄间卜辞”详见李学勤、彭裕商《殷墟甲骨分期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91—295页。），而盛行于黄组卜辞。前者在时代序列上早于后者，其称谓已出现“武乙”（《屯南》3564），可知其时代不能早于文丁，但其究竟是文丁时遗物还是帝乙帝辛时遗物，由于其数量较少，尚无确证可言。不过，由于黄组卜辞在发展序列上紧承其后，故可通过对黄组卜辞时代的考察来解决这一问题。
黄组卜辞的年代，传统认为属乙辛之世，但由以下几点观之，其上限应及文丁。
其一、李学勤先生指出，该组卜辞出现了三套周祭系统（注：李学勤：《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5期。）， 说明该组卜辞包括了三个王世的遗物，即文丁、帝乙、帝辛三世。
其二、常玉芝先生根据该组有关祊祭卜辞的称谓，指出其中应有文丁时物（注：常玉芝：《祊祭卜辞时代的再辨析》，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第二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）。所举祊祭卜辞有以下二组，其各自称谓如下。
第一组
（一）武丁、武乙 《簠帝》93+133
（二）祖甲、武乙 《合集》36085
（三）武丁、祖甲、武乙《安明》2896
（四）武丁、祖甲、康祖丁、武乙《簠帝》118 +《契》264
（五）康祖丁、武乙《前》1、21、1
（六）祖丁、祖甲、武乙《安明》2882
本组与武乙同版的有武丁、祖丁（也即武丁）、祖甲、康祖丁等。其主要特点有二：1.康丁以上称祖，武乙不称祖。2.没有文丁出现。
第二组
（一）武丁、祖甲、武祖乙 《簠帝》52+99+112
（二）康祖丁、武祖乙 《前》1、10、3
（三）武祖乙、文武丁 《前》1、18、1
本组与上组相比有很大的区别：1.武乙已称祖，2.与武祖乙同版，已出现文武丁称谓，但不称祖。常先生据此认为第一组应为文丁时所卜，第二组应为帝乙时所卜，这样的推论是有道理的。
另外，我们在《殷墟甲骨分期研究》一书中，还举出黄组卜辞应上及文丁之世的其他一些证据（注：李学勤、彭裕商：《殷墟甲骨分期研究》，第176—179页。），可参考。
既然黄组卜辞的上限已到文丁，则可据此推定发展序列在其前的无名黄间卜辞应为文丁时遗物。
由以上的讨论，我们认为谥法的兴起应上溯到晚商文丁之时。
孔子说：“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说明周人的礼制主要继承殷人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。殷人的谥法很快就被西方的周人所接受，于是就出现了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周人谥号。但殷周谥法也不尽相同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周人只取文武等美称，并无祭日干支，称为文王、武王，以后到西周时期，谥名逐渐加多，谥法就正式形成了。
综上所述，谥法的形成可分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在商文丁以前，为谥法的先期阶段，商人以死后选定的祭日和人为的区别字来称呼故去的先王，已具备了谥法的一些特征。第二阶段从文丁到商末帝辛，为谥法的形成阶段，已用文、武、康等美称来称呼故去的先王，但仍保留祭日天支，其形式与后代谥法稍异。第三阶段为周文武以后，周人因袭了晚商先王的美号，但不取其祭日干支，径称为某王某公，其形式已与后代谥法无别。周人谥名最初承袭商代，只有文武，往后逐渐增多，进入了谥法的成熟阶段。通观谥法的形成过程，前两个阶段在商代，后一个阶段在周代。商周谥法有其异同，这主要关涉到时代早晚和各自的文化背景，于此暂不详论。